2022年9月10日，这一天碰巧的是，教师节又连接着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可谓数十年不遇，意义之重大也不言而喻。亦值放假第一天，上午我正准备按照惯例打开电脑修改楚文化、旅游文化书稿，可是电话却突然响声大作，而且凭着直觉好像铃声非同寻常。情急之中，我慌忙打开一看，是老朋友、老哥徐剑平同志打来的，方知“大事不妙”了。
因为我们头一天下午才通过电话，得知其92岁的父亲徐应亨老师在医院被宣告病危后而不得不出院，回到家里虽说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大脑糊涂状态，估计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只要能度过这个“双节”，也就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我听了之后，心里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惊喜与祈祷也随之齐头并进，多味杂陈。其实，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祝福好人一生平安！可是今天这个时候的紧急来电，真有点不敢接啊！此情此景，不管咋样，就算是从再坏之处去着想，也得硬着头皮接电话吧！果然，闻讯噩耗，徐应亨老师于9月9日傍晚不幸驾鹤西去……
我与徐应亨老师相识达40个年头，在我的记忆深处，徐应亨老师始终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德高望重的老师和豁达大度的贤能、光明磊落的廉者，名闻遐迩的权威（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为徐应亨老师一生固执己见，性格傲强，认准的道理必然会坚持到底，从不轻易服输，在人们的眼里和心中，似乎也有其个性上比较“格外”的一面。但是，我们认为，正是因其独特的个性往往也彩绘了富有传奇特色的人生轨迹，很多闪亮之处仍在泽惠后人。
一
1984年6月中旬，我们从襄阳师专（今湖北文理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回老家南漳从事教育工作。记得暑假的一天上午，位于县城北郊的县教师进修学校领导们接到县教育局人事股电话通知当年全县高校毕业生分配情况后（那时一年分回南漳教育界者仅20多人），学校党总支书记徐世琛、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李帮洪安排后勤职工黄朝国同志用板车把我与另一位襄阳师专同学的行李（他本人有事请假）从县招待所拉到学校正式报到。
进了学校大门口（其实根本就没有大门）是一大片杉树林，我遇到的第一位教职员工居然是徐应亨老师（他自我介绍的）。但见一位清瘦的高个子长者拿着蒲扇、穿着背心、拖鞋在树荫下纳凉，当他听黄师傅说有新同事到学校报到时，十分高兴地连忙迎上前来问长问短，像家里来了贵客一样，两眼眯成一条线，笑容可掬，上下打量又反复叮嘱鼓励了一番，当他得知我与黄师傅是殷庄老乡（黄师傅是王山村人，我是南山村人）时，一再告诫黄师傅要对刚参加工作的年青老师多加关照。他还告诉我，现在放假，学生们都没有返校，学校里也就剩几位老教师在这里“守门儿”。最后，他还盯着自己的一身穿着自我解嘲地说，假期教师们相对自由些。临到我进宿舍放东西时，他又交代了一句，大意是说现在正值暑期天气炎热，待到8月底开学了，年青教师一定要注意形象仪表，处处为人师表，言行举止都要给学生留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徐应亨老师只是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提醒刚毕业离开读书的原校门、又踏入刚参加工作的新校门的年青教师怎样从细节入手，维护好自己的“身份”，抬高自己的“身价”，为日后顺利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二
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我深深领教了什么样的教师堪谓朴实！徐应亨老师平时总是迈着刚健的八字步，一贯地保持着军人风度，遇到学生主动亲切地打声招呼，遇到年青教师，总是要透露一番心事（多说几句话），以鼓励的口吻“评头品足”，年青教师总觉得这样是求之不得的请教和提高的良好机会，千金难买老教师的善意点拨。因为这毕竟是改革开放之初期，谦虚好学、乐于助人、互帮互促蔚然成风，彼此之间坦诚相待、开诚布公。
第一学期快终了之时，学校要求年青教师们每人讲一堂公开课，以示作为半年工作的汇报。记得我当时按照教学进度讲的语文课刚好是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我拿出了浑身的干劲尽力想“装面子”、挣个好印象。课后集体评讲课程时，免不了学校领导、教导处主任、语文学科老师们以及其他学科带头人一一地要“说长道短”、“口诛笔伐”，来一番大轰炸般的“提高认识”、“增长见识”，而且必须要“言之有物”、“头头是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开门见山，恰到好处，从无假大空之举。让我终身铭刻的是，徐应亨老师只提出了令我管用一辈子的两点看法，一是凭着我自己的“想当然”（也或许就是自己的“无知”吧！），把“高屋建瓴”板书成是“高筑建瓴”，出现如此不应该的常识性“大错”，这是作为一名合格语文老师所根本不允许的，说明课前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徐应亨老师还举一反三，诚恳地建议我们年青教师们今后都要加强基本功训练；二是不能审时度势、扬长避短，步了其他老师的后尘，“欲与天公试比高”，具有同质化竞争之嫌——颇有企图压倒别人的气势。
我事后反思，这是重金难买的“真经”。就说“涉嫌”吧，因为另一个同年级班语文老师是学校教务处主任，上个周刚好也是按进度已经讲了这一堂公开课《回延安》，作为经验丰富的教导主任、优秀语文课教师，讲好这堂公开课理应是没有非议的。可是我作为初出茅庐的“牛犊”，却不知深浅地赋予“比试感”，自不用说，相形见绌。本来，跳跃一下调个其他篇目公开主讲，也是合乎规定的，只能说明自己的教学经验并不丰富，想不到那么周全。又好在是，教导主任虚怀若谷，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但我却受用终身，从此以后为人处事怎样灵活机动、办妥办好，既替自己考虑，也要替他人着想，将心比心，知己知彼，不能人为地制造僵局，统筹兼顾是关键。
三
徐应亨老师一生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在工作中凡事“一根筋”，是出了名的“老倔头”。别看徐应亨老师平时待人随和，只要是自己认准了的学术观点，就算是用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转变看法。当时参加进修的小学教师们使用的是普通中师语文教材，其中有一篇是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文中有名句曰：“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其中之“衔”与“吞”的方式和态势怎么解释？怎样“衔”又如何“吞”，历来都各自为是。徐应亨老师的解释与本校一名曾在湖南工作过、且非常熟知岳阳楼的语文老师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各执己见，引经据典，论理充分，看法独特，互不相让，有时候在语文教研组讨论时，情激之下，“几动老拳”，因为他们各自都拿着一沓厚厚的草稿（论证材料，那时候没有电脑，也就没有打印件资料，全凭手抄，显得分量特别厚重）为证。当然，学校里师生们都知道，他们平时在生活、工作中又是好朋友，私下里彼此之间以“老某”相称，亲切之情却又是一番景象。
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专业报刊杂志较少，又无网络传播，他们的高见并未公开发表。现在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已过世，加之年代久远，底稿也就无从寻起了。若是现在能够刊发两位老教师当年论证文章的话，或许在国学领域又会泛出朵朵涟漪，引发出更多的传统文化新潮。
四
徐应亨老师一生从教四十多年，桃李满天下，据说有的家庭祖孙三代都曾师从于他。过去人才奇缺时，教师改行的较多，这其中免不了与他知人善荐、用人之长有着很大关系。作为多年的班主任、语文课名师，对学生（学员）们了如指掌，唯才是举，知人善用，大凡有要害单位来学校挖人才时，除了找校长们硬性“摊派”，免不了要征求徐应亨老师等教学名家的高见。他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地为“千里马”们竭诚当好“幕后伯乐”，也为诸多同志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县内各个阶层、襄樊市多个领域几乎都能够见到徐应亨老师的“高徒”，有相当一批是正副处级、乡科级领导干部。无论行政级别还是学术成果，徐应亨老师都以学生的优秀而引以自豪，就是只字不提自己所作所为（荐贤之功）。
再说徐应亨老师很顾及面情地在公开课评讲时也安慰我是“秀才提笔写错字”问题，在我的心灵深处触动很大，我从此引以为戒，在教学、写作以及日常社交时力戒错别字，精准用词，虽说没有达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崇高境界，但也基本做到了“反复推敲”，尽力克服了过去那种不假思索、马虎从事的不良习惯。也正因此“惩前毖后”、“知错就改”、“改就改好”，我有一篇关于怎样写好临考作文方面关于“谋篇布局”、“咬文嚼字”的“大作”被《湖北卫星电视教学》杂志刊用。那个时代报刊杂志属于凤毛麟角，黄金般版面之珍贵程度可想而知，能够独立发表长篇文章，这是令人“刮目”的。后来听说，1990年春季，徐应亨老师与学校老校长、时任县教育工会主席的孔庆龙同志谈及学校师资结构时，有意识地点到了我。至于说我当年如何被借调到县教委办公室从事教育信息收集整理编辑工作并协助分管主任“摇笔杆子”，以及第二年又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至今），连我自己到现在也莫名其妙，其中的“内幕”也就只能让我至今还在绞尽脑汁地去浮想联翩了。但是，徐应亨老师总是私下里跟我开玩笑，戏说我总算还是“扶得上墙”，可以“救药”。既然如此这般，弦外之音，也应当是一如既往地在幕后参与策划、一手助推，可是直到徐应亨老师临终也没有“认账”、“领情”。如果此事当真，年近花甲的我，终生从事公文处理、忙于幕后参谋三十多年，业余研究荆楚文化和旅游文化等县域九大文化内涵，也小有收获，出书多部，普赠全县，总算是没有辜负徐应亨老师当初的殷切希望。
五
若用“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来形容徐应亨老师一生清廉，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不知情者也许认为，徐应亨老师不就是一个“穷教书匠”吗？不错，教书育人是“清水衙门”里的“苦差使”。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吃的穿的用的一切凭当时优越的政策供应，徐应亨老师作为县内“名师”，只要开口说一声，他的那些掌管着重要命脉（内供物资、优惠计划、便宜商品）的“高材生”们哪个不会争先恐后地“拆东墙补西墙”去主动孝敬好自己恩重如山的老师呢？“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道理是广为人知的。可是徐应亨老师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任尔东西南北风”，坚持一年四季课余时间在学校分配的菜园里“锄禾日当午”，几十年如一日地艰苦朴素，经常骑着飞鸽牌加重自行车、车座子旁边挂着菜篮子，在市场上转来转去“瞅便宜”。社会上总有人免不了跟徐应亨老师开玩笑说，“您的学生都很能干，对您也很尊重，您有啥需求就给他们说哈儿吧，他们还巴不得能给您多做点事儿呢！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呀”！可是，徐应亨老师脖子一扭，歪着脑袋，撇着嘴巴，一本正经地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俸禄，我不能再去向社会索取。何况我也搞不来那一套，一生也最讨厌搞那些歪板眼儿”。
徐应亨老师自己及其家人清正廉洁，不谋取私利，对此人们耳熟能详，他的言传身教魅力也辐射周边人群。2001年底，我被组织上提拔为县政府办公室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分管县政府综合口纪检监察工作，同时，县政府办党委分工安排我分管机关公务接待、财务以及政府机关后勤工作（后来增加公文处理工作）。因为徐应亨老师退休后在城西原县珍珠液酒厂家属院内居住，与我相隔不远，有时晚上我也去他家里坐坐，看望一下他的家人。有一次徐应亨老师说看到《南漳日报》上登载有关我被提拔重用的公示，并询问我的分工情况。我当时想，组织上的培养也正是老一辈们的希望之所在，如实报告，也让他们高兴高兴。可是，当他听说我分管的是“肥缺”后，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冷静地说道：“分工倒是很好，但是要接受×××的教训，大权在握，注意谨慎地把握好自己，不能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莫把自己往牢里赶”。这话听起来很陡很直，如雷刺耳，丝毫不给面情。但是，良药自然苦口，有利于“洁身自好”。我分管的工作长达18个年头未予变更，我本人也时刻警钟长鸣——“大权在握，……莫把自己往牢里赶”。我本人一生清廉勤政，无私奉献，勤廉奉公，业余从事公益文化事业，成为党和人民信得过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南漳百杰、南漳楷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徐应亨老师当年的那句逆耳良言，时刻荡涤着我的心扉，逼着我不得不随时扪心自问……我发自肺腑地感谢徐应亨老师直截了当地谆谆教诲。我忠于党忠于人民，时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信条，能够“平安着陆”，更加五体投地般敬佩徐应亨老师的那一席警醒之语！
六
徐应亨老师非常健谈，有时候滔滔不绝，说得好像“镰刀都割不断”，虽然在学校里以“好说”（喜欢发表个人看法）而闻名，但是据我观察，徐应亨老师也有五个“不随便说”，天生个性活跃的他，有时候又显得很沉寂：
一是涉及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的，徐应亨老师不随便说（也就是“不妄议”）。尽管一度社会上盛行“言论自由”，他也守口如瓶，处事原则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准绳。这可能与徐应亨老师一生经历的各种磨难、过多动荡不无密切联系。
二是事关大是大非的，徐应亨老师不随便说。尤其是在重大政治风波面前，他总是“三缄其口”，上级党组织不定结论，他从不开口发表“个人看法”，紧跟党组织。
三是涉及保密的，徐应亨老师不随便说。我记得好像是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之后，解放军某部接我们全校师生在部队驻地看电影（露天）以示庆祝和答谢。我们被礼节性安排坐在前面，由于我对那里环境不熟悉，放影尚未开始，我就问周围同志有关那里的情况，因为个子高、要靠着边上坐“顾全大局”的徐应亨老师两次走过来示意我莫说话。我在心里想，我的嗓门也不大，又没干扰别人，这个徐老师是不是闲事管得过宽了？出于对老教师的尊重，欲言又止。回到学校之后，他从拱房一楼走到楼上我的宿舍里才告诉我，在部队里莫打听涉及军事方面的情况，这是硬性保密规矩，也是严格的纪律要求。我才恍然大悟，这是自己没有社会经验造成的，好在是没有造成“负面影响”，我才心里释然。后来，待到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分管保密工作时，我还把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讲给同事们听，蝶变成为我多年荣获县保密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之良效。
四是不利于安定团结、属于“小道消息”以及有伤和气、涉及隐私的，徐应亨老师不随便说。正是因此，人们对徐应亨老师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待人一团和气，是一位威严的老师和善良的长者，人们都愿意接近他，主动与他打交道，诉说知心话，所以说，徐应亨老师在社会上的朋友多，尊敬和崇拜者更多。
五是有关（他）自己功劳的，徐应亨老师不随便说（且根本不说），基本上处于“推功”状态，从不炫耀自己的“老资格”、摆架子。我们只听徐应亨老师说某个时期的某个事情，别人如何处理得很妥当，从来没听他说过他自己做出的贡献以及党和人民给过他的诸多荣誉，乍一听来好像徐应亨老师自己反而是个“局外人”似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多关于徐应亨老师过去所做出贡献的事实真相，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别人帮忙主动为他“还原”“印证”的。难怪得，人们都对他肃然起敬。徐应亨老师是抗美援朝老战士（第一批入朝作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之时，面对“九死一生”的抗美疆场，想必他当时也一定是抱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归”的信念前往朝鲜战场杀敌的。因为他属于志愿军空军部队，几十年来，我只晓得他只给我们讲过美国佬飞机极端凶残地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美国和苏联当时的科技如何发达，意在警示我们年青人一定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奋工作和刻苦学习。作为“忘年交”，也只是私下里知道他后期曾经转回国战斗在辽宁丹东（军用）机场前线，从事空军地勤工作，他之所以“违规”地“透露”这件时过境迁的“军事秘密”，是因为他盛赞党中央和志愿军司令部的英明决策，志愿军取得最终胜利，彰显出民族自豪感。因为他说过，志愿军飞机作战后迅速飞回国内机场降落，美军战机不敢贸然越境追击，否则，我军高射炮齐鸣，痛击侵略者，敌机将有来无回。每当他讲到这些时，显得最为开心。有一次进修班学员体育课（军训内容）结束后休息时，他刚好下课路过操场，不知什么原因，他倒是一反常态、津津乐道地给学员们讲起了战场上发射炮弹的常识，“一远二近三中间”，就是当头炮要挫伤敌人锐气，第二发炮弹要切断敌人之后路，第三发炮弹是“中间开花”，最具杀伤力的。当时我也碰巧路过，听得眉飞色舞，至今记忆犹新。其实，在场的绝大多数同志并不知道的是，徐应亨老师还是一位在朝鲜战场上不顾个人生死、英勇杀敌、同美国鬼子较战过的志愿军老战士呢！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惟一一次业余向学员们讲军事课，但是，他始终没有突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光荣历程。
也正因为徐应亨老师坚持党性原则，坚定信仰，威望很高。可是，他没有高谈阔论地喊口号，遇事总是以理服人，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别人。也因其年事较高，老师们私下里也尊称他为“亨爷”（当时颇为时髦的是，县里一位主要领导因为名字中带“亨”字而被老百姓通称为“亨爷”）。
七
乐以助人、相互帮助、见义勇为、行善积德、取长补短、风气端正（家风教风学风政风）是原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一个良好传统，纯朴务实的老一辈同志教书育人率先垂范，甘当人梯。徐应亨老师最为关心年青教师的成长和进步，作为一名长者，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关怀年青人。家里有了好吃的，他和爱人余月皓老师时不时地请那些周末坚守岗位或无法回家的年青教师来打打牙祭，改善生活，分享快乐，给年青教师们以“家”的温暖。时隔多年，远调外地工作的同志还念及当年徐老师、余老师做的饭菜真是好吃，其实这是“人好水也甜”。
20世纪80-90年代，县教师进修学校地处偏远，随着青年男教师的增多，“找对象难”、“谈恋爱难”始终困扰着教师队伍的稳定，更是学校领导和老教师们关注的重要事项。对此，徐应亨老师总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常不动声色地利用他的“关系户”张罗着，“月老”、“红娘”们胜似亲人般地热心忙碌着，徐应亨老师总是笑呵呵地静待着喜庆时机的成熟。
学校老师们有困难，只要找到他或听说了的，他都是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不惜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不仅自己主动带头做，他还动员其他教职员工力所能及地帮扶别人，一人有难大家帮，充分体现革命大家庭的友爱。记得一位年青教师结婚时因家庭特别困难待不起客，徐应亨老师主动找到学校领导沟通，争得同意后，又专门到后勤食堂找师傅们商量，动员大家尽个义务，在食堂里用成本价办酒席待客，圆了这位青年教师成家立业的“美梦”。为了感激和答谢学校教职员工们的恩情，这位年青教师在以后的工作中奋发进取，以不同凡俗的社会贡献回报南漳人民。
八
徐应亨老师一生乐观，见到别人都是一脸笑意，说话办事一团和气，从来没有见到他生过气、发过脾气。退休后年老体弱的他，长年与病魔打交道，同事们总是担心怕他身体“扛不住”、精神上“过不了关”，可是，退休32年来，依靠顽强毅力和不屈斗志而成为高寿老人。
2020年秋季，徐应亨老师身体“老毛病”复发之后，我专门去他家里看望，他作为年逾九旬的高龄老人，既开玩笑又很认真地说，“我要不是乐观的话，早就不在人世了”，“我的奋斗目标是要活过一百岁”。
徐应亨老师一生勤俭简朴，生活上只求过得去就行了，顺其自然。据他的次子徐剑平同志介绍说：老父亲本来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是享受过“薪粮制”待遇的小学教师，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离休政策”时，按照他的资历和条件，当年的人证物证俱在，稍微弄几个证明材料，也是可以变通处理的。很多人出于善意的关心，劝他也去向组织上如实反映情况，争取一下享受离休待遇。可是，他却淡然一笑了之，未曾“高抬贵足”。晚年的退休金既要吃饭，更多的是要保证吃药，然而，我们从未见到他有过任何后悔心态和牢骚怨言……
徐应亨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也曾因此而被下放农村，也吃尽了很多莫名之苦，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各种攻击，但他凭着一副对党忠诚的赤热之心，委曲求全，坚信未来，相信组织，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与得失。他常说，社会发展是曲折的，但历史却是向前进步的。几十年来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无数次向所在单位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年复一年地经受党组织严峻考验，直到1985年全国第一个教师节才如愿以偿。据我们观察，此后的徐应亨老师除了感奋、激动，也没有其他的“大起”之举，因为他数十年如一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继续革命”是他的神圣职责，党员的要求是他一贯的本色，行动上早已如此习惯了。
今年3月，我去给他一家人拜个晚年，听说他又因病住院，于是连忙赶到县人民医院，只可惜疫情防控期间医院规定只能由医护人员向病人转告（转达情意），不允许任何人进病房探视。我只好拨打他的手机拟藉此表示问候，也因他听力严重下降而无法沟通，表达不了这分情意。
这一次病重，我只希望出现人间奇迹——徐应亨老师能够继续活下去。但终究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此情此景，我们只觉得天昏地转，若用“痛失”、“悲恸”之类词语都是无法形容的。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徐应亨老师是甘于为人民俯首的孺子牛，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作为影响几代人的“名师”、“严师”、“恩师”、“良师”，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俨然“比泰山还重”！
2022年9月12日至15日初稿
（编者注：本文作者系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第2-3届常务理事、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原理事，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南漳县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本文已经徐应亨老师的次子徐剑平同志修改、审定）
